| | 时间：2012-10-18 来源：《浙江日报》7版
雷 云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面对的最重大历史性课题。怎样坚持？怎样发展？胡锦涛同志在“7·23”重要讲话中作了明确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最新最全面的阐述，点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途径，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一）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当时称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现实的运动就是群众的实践。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最是根本。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在实践中有顺利也有曲折，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教训是反面的经验，经验和教训可统称为经验。社会主义只能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前进。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他认为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他甚至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他在五六十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著述，都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力作，其集中点是党在处理各种现实矛盾关系中，特别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也强调要善于总结经验。新时期他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来由时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实践时说，“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又指出：“问题是很多，但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反思是最大的教育，这应当被看作是亘古不灭的经典格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是对建国以来实践经验的全面反思和总结。此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离不开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经验。其中十七大报告总结的“十个结合”的经验尤为深刻，实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系统阐发，意义重大，必须牢记。
（二）倾听实践创新的呼唤
社会主义既然在实践中，那就事事、处处需要创新，实现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倾听了实践创新的呼唤。比如，我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并很快取得成效，是源于倾听了实践创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呼唤，建立起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历史上单一公有制扼杀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弊端，改革伊始允许和提倡个私经济发展迅速带来市场繁荣，呼唤着所有制结构的创新，于是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元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重大判断本身，也是倾听实践创新呼唤的产物，是纠正过去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和改革开放中排除“姓社姓资”抽象争论干扰的结果。这一重大判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论依据。今天我们只有一如既往倾听实践创新的呼唤，才能不断推进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坚持实践标准的检验
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毛泽东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但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在“左”的年代却被权力标准、语录标准、“句句是真理”取代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着手拨乱反正，恢复实践权威，重树实践标准，为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供强大理论武器。1987年十三大针对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在实践标准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宣布“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针对改革开放中“姓社姓资”的道路之争再度掀起，又在生产力标准基础上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政治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成为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最主要标准。这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对实践标准的运用和发展。上述三个标准，归根结底还是实践标准。始终坚持实践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得以证明其正确性并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
（一）既把握普遍规律又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它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和共性，用列宁的话来说，它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因此它在各个国家里的运用应当有所不同。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即特殊性和个性，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民主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或公式来指导中国革命，结果吃了大亏。毛泽东纠正这个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使革命化险为夷，转败为胜。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即我们党在“结合”过程中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就是这样形成的。建国初期，他继续专注于“结合”，领导党实行三大改造，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许多方面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严重失误和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一波三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科学轨道上重新探索“结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才找到了正确答案。所以邓小平在1982年十二大上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指引下，逐渐构建了党在“结合”过程中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每个组成部分，每个基本论断、范畴、概念，都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握了“普遍”，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特殊”。把“结合”这篇大文章做得愈来愈好，是党的一个独特理论优势。
（二）既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又兼容开放博采众长
我们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党。改革开放以来，党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反对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错误主张。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凝固封闭的体系，而是最具开放性包容性的理论，丝毫没有排他性。党深知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的道理，在改革开放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与西方学说的关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辩证、联系、发展的观点，审视和思考各种重大理论问题，纠正“左”的年代曾经发生过的“唯马独尊”、“凡西皆谬”的“宗派主义”偏向，不仅兼容而且认真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西方学说的一切合理成分，所提出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改革以至执政党自身改革的理论，无不学习和吸收外国学说中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早已形成思想多元化多样化的现象，党并不反对更不禁止这种现象，只是强调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以一元化的指导思想统领、引领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三）既不丢老祖宗又说出老祖宗未曾说过的新话
不要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是毛泽东早已作出的教导。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又告诫说：“老祖宗不能丢啊！”老祖宗不能丢，是共产党的天职和根本。共产党是靠老祖宗科学理论的指导才得以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和取得政权的，也是由此才得以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先锋队性质的。丢掉老祖宗，成了不肖子孙，还叫什么共产党？苏共的亡党，从思想理论根源说，就是丢了老祖宗，从而丢了旗帜，丧失灵魂。但是不丢老祖宗，并非搞教条和“凡是”，还应当发展老祖宗。毛泽东早在1941年就说过：“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告诫老祖宗不能丢的同时，指出“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这是针对我们过去这一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而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而言的，旨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说出老祖宗未曾说过的新话。三十多年来党正是遵循这些宝贵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懈地进行艰辛探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不断地说出新话，实现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就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没有也不会完结，胡锦涛同志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又提出了“坚持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
（一）一切从当代中国的民族特点出发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近代中国历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把握当代中国的民族特点，要坚持党中央多次强调的“三个没有变”重大判断：一是中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三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判断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在广义上都说的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特点或基本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把握这三个重大判断，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以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科学发展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更充分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需求当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更大福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立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而又决不当头永不称霸，走和平发展道路，使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二）独树一帜走本民族自己的道路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三十多年来，我们正是本着这一重要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如，在政治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制度；努力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也不搞单一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搞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价值观念；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培育“四有”公民；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建设“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有这些，都借鉴了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外国制度模式。它既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也迥异于民主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特点，集中展现了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
（三）构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话语体系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主要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要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珍贵遗产，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改革开放以来党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斗志，用“八荣八耻”荣辱观引领风尚，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优秀传统并把它与社会主义现实要求结合起来；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突出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通俗化、形象化、普及化，用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扎根于广大群众，入耳入脑入心。在对外交流方面，也竭力用体现中国民族风格的观点、概念、范畴等构建自己的独特话语体系，向世界宣传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进一步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
（一）紧紧而准确地把好时代的脉搏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就理论体系的来由所作的说明，其实就是指出只有紧扣时代脉搏，科学的体系即“主义”才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也是如此。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正确判断。所谓时代问题，说到底是世界形势的主流问题，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全人类面临的最紧迫任务问题。二战以后一个长时间内，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缺乏清醒估计，直到70年代还是固守“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认为新的世界性战争不可避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审视世界形势和国际经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指明了现时代的主流和特点。在国内，也有一个对时代特点如何认识的问题，说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处于什么时代，是阶级斗争时代还是建设和改革开放时代？三中全会前一直认为是阶级斗争时代，三中全会后才确认是建设和改革开放时代。没有对国际国内所处时代的正确判断，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来形势又有新的重大变化：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空前剧烈，新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阴影挥之不去；在国内，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这就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推进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也就是说，必须紧紧扣住、准确把好这一时代的脉搏。
（二）敢于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时代在不断前进，新问题层出不穷。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任何一种“主义”只有善于倾听时代的声音，敢于回答时代的问题，才能保持科学性，站稳立足点。正如列宁指出的：“客观形势像生活激流一般，迅速而剧烈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最近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酝酿到形成的全过程，印证了经典作家这些论断的正确性。比如：拨乱反正之初面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即举什么旗的问题，回答是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批评和纠正前者，肯定和坚持后者。改革开放伊始面对如何克服过去搞苏联僵化社会主义模式带来严重弊端的问题，回答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0年代中期面对广受质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和路线“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回答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只能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新世纪以来面对怎样扭转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和相对忽视民生现象的问题，回答是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敢于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过程中，不断推进和丰富的。如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有待于我们像以往那样仔细倾听时代的声音，进行不懈探索和努力，根据形势的特点提出策略和任务，继续推进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与时代发展同步永不停滞僵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发展依据和检验标准都是亿万人民的实践，而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这个“主义”也必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即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固有品格。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发展着”的“主义”，而不是僵化不变的“教条”。实现与时俱进，关键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后，党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青春活力、勃勃生机，用三十多年不长时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惊叹的“中国奇迹”。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者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改革开放当作始终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永不停滞，永不僵化，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