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
历史沉积的思想成果富含着人类走向成功的真知灼见。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中关于农村发展理论的探索，虽然许多论题在物换星移中褪去了时代色彩，但也有一些论题的思想魅力至今犹存。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这已经是连续发布的第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表明了我们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农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变迁始终是我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依然遭遇一些困境。“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审视，分析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和争论，有利于厘清“三农”问题形成、发展的深层致因和演变趋向。
何以立国—
20世纪初的关注
鸦片战争后，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态势中，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终被“重商”政策所替代。“商本”替代“农本”的历史趋势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进程中被反复强化，几乎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然而，到了20世纪初，“重农”思潮开始复苏，使得“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成为朝野各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争论的兴起，与“工商立国”的现实困境相关。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逐渐形成的“工商立国”思潮，到了20世纪初已将近半个世纪，虽然历经大量社会实践，然而其“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仍遥遥无期。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也未给“工商立国”提供更大空间。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必然引起理论上的反思，“农业立国”论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回应。不过，20世纪初的立国之争并没有在理论上进行充分阐释，关于“农业立国”的论说更多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远见上立论。
乡村重建—
二三十年代的实验
如果说20世纪初对何以立国的关注是出于对“工商立国”的质疑，那么，随后对农村的关注则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败，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的关注、讨论与期待开始成为最为热烈的时代话题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时主要政治力量规划未来的基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选择走向农村，获得了广大农民的广泛支持。农村危机、农村破产也成为那个年代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不同背景的学者逐渐汇集于农村研究的阵营。正是不同的背景使不同学者在观察农村社会、设计农村发展道路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认知，但目标却是共同的，就是力图加深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复兴和现代化。
这一时期，对中国农村的理论讨论蔚然成风，重点问题是关于农村社会性质、农村社会发展道路、农村社会结构与组织。但是，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是，社会的困窘和民族的危难促使学者们的研究路径更多是从现实切入，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来影响现实，多数学者的社会参与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从农村社会调查开始，怀着改造农村、复兴农村的理想与憧憬，到农村去，提出并实践了诸多乡村重建的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
再兴立国之争—
四十年代的论争
20世纪40年代初，何以立国这一问题纷争再起。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显然反映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战区，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会为“农业立国”论提供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20世纪初那场论争的延续，是学者们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思考。
这场论争围绕中国何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展开，一定意义上与中国战后的前途命运和历史选择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在经过先前几番思想的碰撞后，学者们也大都认同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化”的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争中被最终扬弃，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这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这场“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热烈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发展道路全新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虽然此前关于农村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
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探讨集中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负担等几个主要问题上。土地改革胜利后，我国迅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解决个体农业落后、分散、效率低下问题，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在农村发展道路上的建言立说及其影响相对比较有限，更多侧重于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在我们党内，对于何时实行农业合作化、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产生过一些争论。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等。
新时期的新跨越—
改革开放后的解决之道
“文革”结束后，我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并率先在农村实施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展开，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问题，吸引着学界的目光。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集中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两大领域，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农村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等。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研究和争论变得丰富和复杂，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自治、农业产业化经营、城乡关系等都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不少问题上还有争论，但要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争论，还是近几年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的争论，都反映着人们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其实，“三农”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三农”问题就不会凸显为时代性问题。百年来的历史演进揭示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也必须从协调它们的关系切入。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强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从协调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三农”关系切入的“三农”问题解决之道。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